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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抗日纪实
2005-05-14 王铭慈  本站原创 审核人:   (点击: )

 

敌后抗日纪实

王铭慈

 

 

【作者简介】王铭慈,女,1925年生,河北省平山县人。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五中学习,同年入党;1942年参军入抗大二分校附中;1943年赴延安编入抗大七校女生队;1945年学习报务后,先后在陕甘宁联防军电台和中央前委新闻通报台任报务员;1949年5月到西安,在联司通信总台某台任报务主任;同年10月调入兰州西北军区通信总台任载波长途话务站领班;1952年去南京军事学院进南京九中学习;1955年入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1960年到重庆通校干部科工作;1962年调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工作;一直到1982年离休。

 

(一)抗日的烽火已经燃起

1937年夏,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平山县女子高小,得到了学费全免的奖励。正当我兴高采烈地走进课堂时,传来了不幸的消息——爆发了芦沟桥事变,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顿时全县处于一片混乱,学校停课,学生回家。我一到村上,看到村里都人心慌慌,不知所措。我娘和妹妹躲到外祖父家,他们住在滹沱河北岸的南庄村,离我家16里,于是我也去外祖父家避难。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候,喜讯传来,高举抗日救国大旗的八路军120师到了这里,因此南庄村到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景象。他们一面扩军、一面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领导人民来抗日。八路军的宣传队,有男又有女,到处张贴标语,走家串户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八路军驻到那里,就担水扫地,他们说话和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乡亲们满面春风地说,我们有了这样的队伍,保家卫国有希望。于是抗日救国的热潮迅速掀起,为此,人们很快改变了过去“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旧观念。送夫参军,送子当兵的参军的热潮迅速形成。此时的我,也暗暗地下了决心,长大后立志也要去当一名女兵,连我的姥爷都说:“国不保,那有家!”于是他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参军。就这样,抗日队伍不断扩大,地方武装,地方政府,抗日群众团体都纷纷建立,县县有大队(县武装),村村有民兵,军民联防、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犯。

1940年我考入晋察冀边区民主革命的中学“五中”,八大队学习,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中学开设有社会发展史,共产党简史等一系列课程,经过系统的学习,我开始对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学习还得联系实际,有组织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动员参军等;在百团大战时还去护理伤员。我们中学的校址就在南庄村(离西柏坡只有三里路),当时我们地区的军民联防工作做的好,日、伪军不敢轻易来犯,所以,我们的学习环境是比较安定的。

(二) “化整为零”反“扫荡”

1941年,日寇集中兵力对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学校住地滹沱河北岸发动了空前未有的大“扫荡”,我们学校就往山区撤退,后来鬼子向山区进犯,学校决定“化整为零”,把学生分散到较安全的山村老百姓家里。当时田慧琴任班长,我是副班长。党组织当时还处于秘密时期,我们班有三名党员,我任小组长。一行八人只有一个男生。学校的干部把学生送到各村交给村干部。边区的人民真好,疏散学生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村长亲自一个一个的安排,我们八个同学分到五家。东北地下党送来我校关家三人,因弟弟、妹妹都小,要姐姐照顾,为此,特地分到了民兵队长家;还有袁家姐妹俩人,妹妹才十二岁,又有病,分在了一家;我们三人各分了一家。合计好后,村长带着我们把学生分别送到老百姓家。乡亲们站在自己家门口像迎接亲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们说:“这些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要让他们吃好、睡好,敌人‘扫荡’结束后,要把他们完好地交给政府。”边区的人民觉悟就是高,他们没有推托,不怕担风险,把这当成政府交给他们的一项光荣任务来完成。老乡们说:“有我们就有孩子们,就是豁出命也要保全他们的安全。”有位军属说:“我们的孩子在外面也是这样,这些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你们放心好了。”

老师对我们也提出要求:“尊敬房东,要成为新家庭中的一员,按辈该叫娘叫娘,该叫爹叫爹,爷爷、奶奶、姐姐、哥哥都得记住,叫得像、叫得亲,要勤快帮助家中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要听话……。”

最后村长把我领到一个姓宋的群众家中。这家有老俩口,宋大娘宋大伯都是50来岁。为我的安全,给于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记得我出门想去看看袁家姐妹,背了我的灰书包,大娘跟上来说:“背这个不行呀!”给我换了一个小篮,叫宋大伯把我的灰书包“坚壁”在后院里;大娘见我还穿着学校发的列宁装,就去把她姑娘用自己织的花格格布做的上衣拿来给我穿,叫我站在她面前仔细端详,理理我的头发,拉拉我的衣襟,拉着我的手说:“这样就像了。我又多了个念书识字的姑娘。”我也情不自禁地甜甜地叫了一声娘,心中热呼呼的。大娘家养着一头驴。玉莲妹妹十五岁,长得很壮实。我们相处得非常好,白天劳动在一起,晚上睡觉在一个炕上,我还教她唱歌、识字。

敌人还是“扫荡”到我们住的这个山村,我们立刻跟着群众转移,我和玉莲拉着她家那头毛驴,驮着些吃的用的东西逃进西山沟,躲进了玉米地里,几天不能回村,只能露宿野餐。带的东西吃完了,玉莲就去摘南瓜,把瓜子挖出,里面塞上玉米豆用火烧熟充饥。在这条山沟中我会到了班长和袁家姐妹。小袁病的严重,我们三人轮流背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土洞,铺了些玉米杆把她藏进去,这里无医无药又没有她能吃的东西。玉莲去给她摘来枣,搓了几穗谷子,还用南瓜做锅给她煮稀饭吃。处境这么难,袁小妹说:“鬼子来了你们都走,逃出一个算一个,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我们抱着她,安慰她:“我们怎么能留下你走!回去怎么向领导交待,怎么向你父母交待。”于是大家都哭了,确实是困难之中见真情。就在这时,村干部来这山沟里看乡亲们,并带来了关小妹,以及她姐姐和哥哥被鬼子抓走的消息,也得知他俩由于装哑巴、装呆女被敌人一脚踢在路边才得以脱险。于是,村上把俩个同学被抓的情况告诉了学校。送小关的村干部又带来了吃的东西,这样更增加了我们五个同学在这里和敌人周旋的信心。为了安全,我们和乡亲们一起轮流派人上山暸望着敌人的动静,一有情况随时准备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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