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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太行育我情
2005-05-23 赵世昂  本站原创 审核人:   (点击: )

 

烽火太行育我情

 

——太行中学战斗生活片断

 

赵世昂

 

 

【作者简介】赵世昂,山西左权县人,1928年4月生,1944年8月参加工作,194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太行第八专署办公室任科员、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学校学员、军区三局电台报务员、华北人民政府电台报务主任;建国后,历任北京空军司令部集中台领班、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前方指挥所无线电区队长、解放军通信学院通信教授会专修室主任、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指挥系学员、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教材处助理员、副处长等职,1985年4月离休。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我就是在这首激情奔放的抗战歌曲的激励下,在太行中学经历了三年的培育而成长的。

太行中学成立于1940年,是由原来一所干部学校改建的,在当时,除抗大外(延安抗大正在太行进行敌后办学),是太行区的最高学府,那时这两所学校关系十分密切,太行中学还经常向抗大输送了不少同学去学习,故太行中学又被称为“小抗大”。1941年又有二中、三中和抗战学院相继建立,1942年底,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将上述四所学校合并为太行联合中学。我是1941年9月进入太行第一中学,1944年8月毕业。在校期间我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三次反“扫荡”斗争的考验,以及艰苦的生产自救,开辟新区的社会实践……,那是学习、生活、实践、战斗的紧密结合。三年中,我度过了紧张、活泼,充满生气的校园生活,受益非浅。那些年,我所经历的事情是难以计数,其中对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时刻难以忘怀的,是三次反“扫荡”斗争和新区社会实践的锻炼。

第一次反“扫荡”是1941年,我刚进入太行中学不久(当时学校驻地在偏城县——现河北省涉县的一个镇,杨家庄村),即遇到日寇对我太行根据地腹地的年关大“扫荡”,这时,学校决定以班级为单位分散转移,突出敌人合围圈,以保证同学们的安全。我所在的班,在班主任以及其它几位老师的带领下,向太行区南部进发,路经涉县城向南,再经故新镇向西,然后进入山西省平顺县东部山区,这样就使我们得以顺利地摆脱敌人的合围圈,到达平顺县深山的虹梯关附近。在那极为艰苦的环境下,老师们为了不中断我们的学习,他们不辞辛苦,不畏严寒,在野外搭建的草棚下为大家讲课。不久,迎来了1942年元旦节,我们的事务长,为了改善同学们的伙食,他想方设法购进些白面(在那个年代,我们平时以小米、玉米、野菜为主食),要大家亲自动手包饺子,然后每人能分到一小碗香喷喷的饺子,同学们吃得异常高兴。在那欢天喜地的气氛中,在那红日照遍了东方……的歌声中,大家度过了极其愉快的元旦佳节。之后,我们学校逐渐转移至平顺县城附近(平顺县是我太行区当时仅有的两座县城之一,另一座是正在日寇合围中的涉县县城)。在这里,我们得知这次反“扫荡”斗争已取得了初步胜利,同时敌军已被迫撤退。不久,我们即起程返回原驻地。

第二次是1942年为粉碎日寇“五一大扫荡”的经历。1942年4月底,当同学们正在筹备纪念“五四”青年节和“五五学习节”(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根据地当时将这一天定为学习节),在某天上午的两节课后,同学们正在写稿准备出墙报时,突然接到要大家携带背包,紧急集合的通知,班主任当即向我们传达了校部指示,告知日寇已兵分几路向我根据中心地带合围过来,并称此次敌人所用兵力之多,行进速度之快,前所未有,要求同学们立刻出发进行反“扫荡“斗争。这时全校即以队、班为单位,分成几路向当时晋冀两省交界(即山西辽县与河北邢台)一带转移,意欲向抗大靠拢。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年龄较小,在校长李棣华(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国外归来参加抗战的高级知识分子)亲自率领下出发,当我们向东刚穿过偏城镇进入一个小山沟时,敌人的飞机飞临上空,并向附近的一个目标扫射,投掷炸弹。这时,我们的队伍尚未被敌飞发现,此刻,领导马上要大家就地分散隐蔽,直至傍晚夜幕降临后,我们才集合队伍继续前进。夜间行军,我们辨别不清方向,只能在向导带领下翻山过岭,直至第二天早晨我们才发现正走在一条山岭上,四周云雾茫茫,离我们的目标——偏城与辽县交界的我校开荒种地的生产基地尚远,这时,我们又只好继续前进。当我们下午到达十字岭下时,敌机又来袭击,紧接着又听到附近激烈的枪炮声和炸弹的爆炸声,这时派出去的侦察小组回来报告说,这是我军与敌军在附近交火。傍晚时分,枪炮声渐渐停了下来,武装小组就立即带着向导在前面为我们开路,按原计划继续向十字岭前进。不久,我们与八路军总部的队伍(当时称为“干部团”)迎头相遇,当我们在路边坐下来休息,让“干部团”的队伍先通过时,见他们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激昂地高唱着战歌,宣传队员们为鼓舞大家士气,歌声也此起彼伏,战士们(实际都是总部的干部和部分警卫部队)浩浩荡荡的队伍,渐渐地从我们眼前消失。回顾我们这些没有战斗经验的学生,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行军走路都怕声音太大引来不测相比,“干部团”的战士们却那样乐观,情绪那样高涨,表现出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更增强了我们战胜日寇,赢得反“扫荡”斗争胜利的信心。接着,大家又继续向十字岭前进。午夜,到达十字岭山岭上,人们向东而行,这时发现岭上的树丛中,多处都燃烧着熊熊的烈火,在明亮的月光下,清楚地看到我军英勇牺牲的战友们的遗体和战马的尸体,大家意识到这就是下午在山岭下听到激战枪声的战场,同学们见此景悲痛万分,当大家从战友们的遗体身边走过时,都默默地哀悼,向他们致敬,并一步一回头地向遗体告别。反“扫荡”斗争结束后,我们得知上述所经过的地方,正是那天“干部团”与日寇欲血奋战的地方,也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壮烈牺牲的地方。

经过十字岭后,我们继续向东进发,次日到达辽县、偏城(现涉县),武安三县交界的一个叫黑龙洞沟的山谷,在这里,有我军某机关单位,日寇正朝这里扑来,枪炮声又响成一片,我们又很快地利用地形隐蔽起来,直到天黑。后来领导决定放弃原定地区的转移,改为沿偏城与武安县的边界向南移动。由于多日的夜行军,同学们都十分疲惫,为避免行军中有人掉队,上级决定,每人背包上都拴一条白毛巾,以便给后面的同学引导。有一次,当向导正在前面的岔路口辨别方向的瞬间,队伍暂停行进,此时大家就不由自主地站着睡着了,当队伍继续向前行进一段路程后,才发现后一半队伍没跟上来,于是即刻派人返回去寻找,最终发现我们仍在原地,且个个都进入了梦乡。现在的人们都不会相信这个真实的事实,但这的确是我亲身经历的。有时在行军中我边走边睡,当我的头撞到前面同学的背包后才惊醒过来,然后又暗暗提醒自己,打起精神,这是在战斗中,怎能睡觉呢!

由于我们不能突出敌人的合围圈,饥饿与疲劳也不允许我们再到处转移,于是我们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沟沟岔岔的地方隐蔽起来,仍以分散为主。在战斗间隙,同学们集合到一起,在岩壁下,在大树旁恢复上课。李校长亲自为我们讲授英语课,同时还为我们开设了数学、军事课等。如若遇到敌情时,我们就立刻分散隐蔽。到了夜晚,则由武装小分队的同志摸下山去为大家寻找粮食,由于村民们都进入山中躲藏,虽然找到了粮食,但家中却无人,小分队的同志就只好留下借条,然后就地将粮食做成饭,待天亮时再把饭抬上山,这样每人每次都可分到一小碗小米饭。有时找不到粮食,就只能空手而归,大家挨饿。山上没有水喝,夜间就由身强力壮的同学轮流下山提水,每次每人也仅能分到1-2杯。在山上我们坚持了五、六天后,突然发现山下通往涉县鹿头镇的大路上,日军正在逃窜,侦察小组回来报告说,是敌人在撤退。经多方了解证实,是我军主力部队在外线逼近敌盘据的重要城市和切断了其主要交通线所致。这时,我们见山下有所规模不小的寺庙,叫龙泉寺,即下山入驻该寺休整。后又了解到学校原驻地杨家庄损失严重,已不可能再返回了。这时上级决定就在该寺办学,于是大家立即动手,在寺周围搭建木板房作教室,同时又找来石板、石头为桌凳,恢复上课。接着其他几个班级也先后到达这里,后来全校师生在龙泉寺前,举行了反“扫荡”斗争胜利会师大会,大家群情激奋,高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这是当时太行中学以抗大校歌为代校歌的歌词)。歌声响彻山谷、寺庙、田野……。

这次反“扫荡”后,得到最为不幸的消息是我校部留守杨家庄的人员,遭到敌人的突袭,校教导主住瞿坚白(革命先烈瞿秋白的胞弟)单枪(空枪无子弹)吓退敌人,然后率留守人员十余人,突出敌人包围,但仍有数人牺牲,尤为英勇的是学生会负责人乔水晶同学,为抡救已牺牲的女校医的孩子而壮烈牺牲在敌人的乱枪之下。此后不久,瞿坚白主任在另一次战斗中也光荣牺牲。此次反“扫荡”,全校师生共牺牲和失踪约二十余人。

1942年,是太行抗日根据地处在最为困难的时期,于是边区党政军各系统开始了“精兵简政”的工作,太行中学由于是全供给制,故也在精简之例。1942年8月,太行抗战学院、太行一、二、三中学,合并为太行联合中学,除留1941年入校的班级外,其它年级一律分配工作。我们班改为太行联中一队,迁往辽县(现左权县)寺坪村,其它二队、三队分住涉县和武乡县,以队为单位分散办学。

第三次反“扫荡”是1943年春节期间。节前,早已得知敌人将要在春节期间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消息,联中校长王振华(原为抗战学院院长)、副校长李棣华从校部(驻涉县悬钟村)到一队检查教学和备战工作,并安排了这次反“扫荡”斗争以分散方式进行,即家在附近的同学一律回乡,并且每个人要带3-5名不能回家的同学,与当地群众一起转移隐蔽。留守在学校的约10余名同学,加上教师和两位校长,临时组编成一个战斗小分队,共有六、七支步枪和十余枚手榴弹,我当时参加了这个小分队。在春节临近之际,敌人向清漳河一线我根据地腹地进迫,寺坪村也是敌人袭击的目标之一,于是我们把所有该转移的东西,有的搬往山中掩盖,有的就地埋藏,实行“空室清野”,然后小分队从容地离开驻地。之后,在两位校长带领下,向故县岭(位于寺坪村与敌人占领下的辽县县城之间,距两地均约15公里)进发,岭上冰天雪地,人烟稀少,偶有个别山民的窝铺(一种石头和草木搭建的房屋),就是我们的落脚点和宿营地,山民们都十分穷困,家中只有山药蛋(土豆)为口粮,开始我们随身带来的粮食(每人一条米袋,出发时都装满了小米),仅可供几日食用,后来山民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分山药蛋,可我们不能把乡亲们全年的“口粮”都吃了,于是就在山民的领引下,挖开积雪找野葱,煮熟后即可充饥。在岭上时,我们每日都向东眺望,有一天见清漳河一带浓烟滚滚,日寇正在我根据地内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即杀光、抢光、烧光),我们为驻地的乡亲和分散的同学们的安危十分担忧;向西望,遥见辽县县城(日寇在太行的重要据点),历历在目。我们就是在这艰苦中度过了1943年的春节,(其实当时也不知道那一天过的春节)。后来得到消息,日寇已分头回窜,我们又急忙下山,赶往驻地寺坪村,这时看到村里村外一片狼籍,被杀害村民的尸体陈放街头,牛羊的残体在火堆中冒着黑烟。我们立即放下背包,与群众一起投入清理街道,重建家园、校舍的劳动。不久,分散的同学也都陆续回到学校,就此,反“扫荡”斗争胜利结束。以上是我所经历的最后一次“反扫荡”。

1943年夏季,以抗日的名义驻守在太行区南部(包括河南和山西的几个县)的国民党第42集团军三个军(庞炳勋为集团军司令),在蒋介石“曲线救国”论①指使下,公开向日军投降,把数万人马一夜之间由“国军”变成了汪伪军,和日寇一起,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在此情况下,我八路军太行部队立即发起了反击作战,一举收复了河南林县、辉县、山西陵川、高平、晋城等县除县城之外的广大农村地区,而日伪军只能龟缩于少数据点内顽抗。由于根据地的迅速扩大,急需一批干部前往建立地方政权和发动群众,根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指示,我联中三个队,各抽调几十名师生,临时支援新区工作。二、三队支援陵川、高平、晋城新区。我们一队选派了近30名同学(我是其中之一),由高亦平老师带队开赴林南县(即现林州市南部),参与发动群众,组建基层政权和征收军粮工作。我们于九月初从驻地寺坪出发,经四天的行军,绕过敌人盘踞下的林县县城,到达了刚成立的太行第七专署和林南县政府的驻地——小村石家庄。经过短时间的学习和情况介绍后,我们每三人编为一组,负责一个村的工作,凡被分到距县政府较远的小组,都配有枪支等武器,目的是为防止转入暗地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主武装的袭击。我参加的小组,被分配到距县政府较近的村子(村名已记不清),每天早晨出发入村进行工作,傍晚返回政府驻地。当时的任务主要有三项:向群众宣传,揭露国民党军投敌真相,号召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在群众中物色较贫苦、可靠的又敢于向我们反映情况的人物,为建立村政权做准备;调查那些地主家里屯积粮食的情况。按当时政策界限,即贫苦农民免征或少征,地主多征的原则,完成了一部分军粮征购任务。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后,我们小组又转至较远的另一个村,为与群众打成一片,我们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他们生活比较困苦,每天吃的都是糠面糊糊煮柿子。我们住在老乡家安全问题也得到了保证。1943年年底工作结束后,我返回学校。三个多月的社会实践使我们得到了锻炼,同学们都感到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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