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部门简介  组织机构  政策法规  党建园地  社团组织  人员信息  百科知识 
 
 
当前位置: 首页 > 夕阳风采 > 夕阳风采 > 正文
     
 
岭南一旅战旗红
2005-10-06 何 太  本站原创 审核人:   (点击: )

 

岭南一旅战旗红

 

何 太

 

【作者简介】何太,1921年11月出生,广东东莞人,1939年3月参加广东东宝惠人民抗日游击队,1942年5月入党。1952年11月任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雷达系主任,后任训练部处长、副部长,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教务部部长。1984年8月在暨南大学离休。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的家乡广东东莞县就有共产党组织。抗日战争前,党组织已经在广大乡村中开始积聚武装力量,并通过上层统战工作,同东莞县社会军训副总队长颜奇建立良好关系。颜奇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在他支持下,县委派何与成担任社训总队政训员,并派干部到常备第一、第二中队任中、小队长。日军登陆大亚湾后,又成立了以抗日青年、工人为骨干的由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模范壮丁队”,由县委军事部长王作尧任队长。日军迫近莞城时,常备队和部分模范队员在颜奇和何与成指挥下,在东江河畔击退日军进攻,毙伤敌多人。这就是东江战史上有名的“榴花之战”。日军占领县城后,国民党县政府的人跑了,县委把部队撤到山区。1939年元旦成立“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这是东江纵队前身的两支部队之一。另一支部队是以曾生为首在惠阳成立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两支部队统一由中共东江军委领导。

东宝惠边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约200人,活动于广九铁路两侧东莞宝安地区。1939年4月,经过上层统战关系,取得国民党的正式番号: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属第二大队。曾生大队也获得另一番号。这样,我方可以有合法地位,也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来源,但活动就不能完全独立自主了。在此期间,曾多次袭击石龙、茶山等地的日军;11月在深圳到南头之间全线出击,迫使日军从南头(当时的宝安县城)由水路撤走。

1940年2月,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国民党惠州指挥所企图借机消灭我军,命令曾、王两部到惠州西湖一个半岛上集训,同时派部队向我驻地进迫。东江军委决定突围东移海、陆丰,沿途被国民党军追堵,损失很大。他们又以“谈判”为名,背信弃义,拘捕我军40多名干部战士,并将其中政训员何与成及中、小队长共六人杀害。我军余部在地下党及革命群众掩护下,隐蔽于海边一带。5月间,惠州指挥所宣布曾、王两部被“歼灭”,取消番号。

与此同时,党中央通过香港地下电台向部队指示:向国民党后方转移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归失败,命令部队重返东宝敌后地区,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怕同国民党打摩擦仗。9月,部队秘密返回宝安敌后,改番号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整编为第三、第五两个大队,曾生、王作尧分任大队长,中共前线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委。

次年6月,日军400余人伪军200余人,进犯我大岭山地区,我军在广大民兵支援下与敌激战两日一夜,毙敌长濑大队长以下50余人。敌人从广州、石龙增派步骑兵千余人,施放烟幕掩护,才将被围之敌救出。事后,广州敌酋惊叹:“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从此部队在东江对敌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并发展壮大。

1943年12月,经中央同意,公开部队政治面目。发表宣言,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纵队下辖10个大队。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纵已经发展到9个支队,总兵力达11000人,地方民兵12000人。对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毙、伤、俘敌9500余人。活动地区北到五岭,南到海边,东到河源、五华,西到广州外围及粤汉路,6万平方公里,450万人口的地区。与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部队一起,开辟了全国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东江纵队是完全按照党的建军宗旨和原则建立起来的,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年轻的。比起从红军时代走过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它是新生的小弟弟,缺乏基础,缺乏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经验。

第二、它孤悬敌后。同延安党中央和重庆南方局相隔数千里,不能及时得到指示;同八路军、新四军也关山相隔,不能得到支援。

第三、它处于敌、伪、顽(国民党顽固派)的三面夹击之中。国民党当局宣布我军为“叛军“(这和新四军相似),顽军经常窜入我游击区攻击我军,甚至当日伪军攻打我军时,它配合夹击。我军的人员伤亡和损失,很大部分是由顽军造成的。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主动去打日本侵略者。

第四、它的成员除工、农、知识分子外,还有众多华侨。广东华侨众多,他们爱国热情很高,对真正抗日的我军全力支持,出人出钱。日军南侵后即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该团被国民党当局解散后,其中大部分成员参加了部队。此外,直接回乡参军的华侨也有不少。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立了战功,成为战斗英雄;或为国牺牲,成为烈士。我的报务老师江群好同志,是马来亚富商女儿,通晓英语,回国参加抗战,成为东纵首位女报务员。

第五、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有特殊贡献。这地区濒临南中国海,同香港为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形成。东江纵队成立港九大队,进入新界地区,在九龙及香港岛开展游击战,从集中营中抢救出英国军政要员及其他外籍人士近百人。不久,英国在惠州成立“英军服务团”前线办事处,要求我军合作,收集集中营情报,协助他们进行营救工作。这一工作卓有成效,使东纵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因而受国民党忌恨和破坏。“英团”在1943年单方面断绝与我方关系,但我们一本初衷,继续给予帮助,又陆续营救出一批英方人员。"英团”团长赖特回国后写信给东纵说:“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1946年7月英外交部代表在下议院作报告时,高度赞扬东纵的援助,并表示软佩。

1944年2月,美国14航空队一架飞机在袭击香港时被击落,飞行员被我军营救后安全返回桂林。5月,另一架轰炸机被击落,5个飞行员落在大亚湾,被我海上队救出。1945年1月,又救出14航空队和第3舰队飞行员各一名。这些飞行员回国后,都来信表示感谢。经过营救国际友人和飞行员的斗争,东纵的战略地位日益为盟国认识和重视。美国的《美亚杂志》发表了《东江纵队与盟国太平洋的战略》一文,指出东纵“对于盟军将来在华南沿海作战具有极大重要性”。

1944年10月,美国14航空队派军官欧代义到东纵,要求合作建立电台,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等。东纵请示后得到中央批准。为此,东纵专门成立一个有200多人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就是深圳特区建设初期创造“蛇口经验”的袁庚同志),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和付出牺牲的代价,收集到包括机场、码头、运输枢纽以及日本华南舰队的密码等大量情报交给美方,美方认为这些情报“在质和量上都非常优越”,是他们在“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美方电台经常随我领导机关行动,后来发现他带来的报务员是国民党特务,就让欧代义辞退他,由东纵报务员江群好代替。(在“文革”时,林彪一伙为攻击周总理,对“美军电台”事件大做文章,她同曾生司令员、袁庚同志一样受了多年的牢狱之灾)以上这些,都是东江纵队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中做出的主要贡献。

日军占领香港时,香港有众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滞留,处境十分危险。中央电令驻港办事处廖承志同志迅速营救。香港和内地各级党组织与东纵协同作战,克服重重困难,冲破敌人严密封锁,安全地将我国理论、文化、艺术、新闻、教育界的精英人士等约800人分批、分路送回内地,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胡风、黎澍、范长江、乔冠华、千家驹等。这就是东江纵队对祖国文化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因而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我家世居东莞县城。祖、父、兄都是教书的,大哥何鼎华、二哥何与成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参加过共青团,后来又入了党。我从小就受他们的影响和教育,接触进步思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0月,我读高中三年级时,全省高中以上学生都要参加集中军训。入营数日后日军登陆大亚湾,集训团迁到粤北连县,与家庭失去联系。1939年初,集训结束,恰好颜奇到连县向上级汇报工作,从而得知家乡情况,就希望他带我回去打游击,他欣然同意了。广东省国民军训少将总队长知道后,召见我和另一同学,说我们这样做是“匹夫之勇”,劝说我们留下来参加国民党培养基层干部的训练班,我们应付了几句还是走了,但他们不让颜奇再回东莞同“赤色嫌疑”的人在一起,改派他回他家乡海丰工作。回去一路上费用全是他出的,到海丰境内时,沿途还为我们一一指点并讲述大革命时彭湃的农军遗迹和事迹。到汕尾后,他把我大哥(他当时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工作)的联络地址和他支援东莞部队的两百块钱交给我,送我们上了木帆船,一夜好风,次日早晨到了香港。(解放后在土改时期,颜奇被迫害而自杀了,十分令人惋惜)大哥即安排我回到东莞清溪的东宝惠边抗日游击大队,扛一支步枪,当了一名游击战士。

1941年初,部队要办一份油印小报《大家团结报》,我被调去工作。报社只有5个人,负责人杜襟南。我们只有大致分工,实际上采访、写稿、编排、刻蜡版、印刷等什么都干。不久,得到一部直流再生式收报机,杜襟南学过报务,由他抄收中央社新闻电讯。我到敌占区买纸张油墨时,买到一个标准电码本,就负责翻译。想不到这件事竟成为今后数十年工作的转折点。1942年杜调去电台当政委,他想起我会译电,就把我也调过去了。

从一开始,领导上就重视电台工作。新编大队成立不久,就由戴机同志等人筹建电台,但因客观原因,未沟通联络。“东移”途中把机器隐蔽了。(“大家团结报”那部收报机就是从中取回的。)回到东莞敌后以后,深感因为没有电台不能及时得到中央指示而吃了大亏,于是更加紧这件事。香港沦陷后,中央在港电台人员经东纵回后方,其中刘澄清同志(原红四方面军报务人员)就协同戴机把电台搞起来,同延安党中央沟通了联络,这就是东纵电台的开始。

我到达时,电台位于香港新界大山中,只有一户人家,我们自搭草棚居住和工作。能上机工作的只有刘、戴和江群好三人(杜负责译密码电报)。主要同延安总台和重庆南方局电台联络。此外时间才抄收新华社通播的明码新闻电讯。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译电。随报务员上机,他抄一页,我译一页。到下半夜通播结束,将译出的电文复写若干份,凌晨即派交通员送往领导机关。第二个任务是在白天为警卫人员和摇机人员上政治课和文化课。1943年3月,已装配好第二个收报机。因为政治部和前进报社都在东莞敌后,我随两位报务员组成一个小新闻台到东莞厚街,这里是敌人的窝,街上随时可见伪军,我和电台分开住在不同的人家,初试“地下工作”的滋味。两个月后又返回总台。

说老实话,我对这个工作是不安心的。觉得太单调乏味,更不能“发展”(就是职级升迁),多次表示,不想再进一步学习报务技术。但是,工作实践教育了我。新华社通播的电讯不只有国际、国内的信息(那时苏德战争正激烈进行,解放区战场也连连取得胜利和发展),而且许多重要的社论都有很强的指导性,特别是有关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包括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等三篇文章,以及辅助性材料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苏联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等,都从空中传送过来,使广大指战员和敌后群众都能迅速从中得到启发、教育和鼓舞,我越干越觉得这个工作挺重要,挺有意义,就改变了原来的错误想法。1943年冬,开始学习收发报技术,决心做一个称职的报务人员。当时,党在华南地区原有的电台先后都损失了,东纵电台是中央对南方指导工作的重要通道,它还要负责建设其他地区的电台。所以,广东省临委对电台建设抓得很紧。首先是人员的建设。把原有几个电台的同志们调来,又从香港调来文星辉同志主持机务方面的工作。更主要的是从部队和地方党调来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陆续办了四期训练班,培养出近百人的新生力量。其次是机务建设,由文星辉从香港买来零部件,自行装配收发报机。收报机是直流三管再生式,发报机是哈特来式,用两个6L6真空管,手摇发电机供电。尽量做到可靠,轻便,易操作。也曾缴获敌人的电台,但效率不比我们的好,还太笨重,所以就没用它。14航空队电台来后,美方送了几套军用电台,都较轻便、高效,但收报机是由手摇机供电,长时间收报不合适,我们只用其发报机和手摇机。

为了加强电台的政治思想工作,领导上还调来陈志华同志任政治委员。他是浙江人,1925年入党,中央红军长征时被留下,曾被捕,后又机智逃脱,四处流浪找党,直到抗战开始,经过八路军办事处才找到关系。他身体很不好,但勤恳认真,生活朴素,待人谦和,工作深入。同我们详细讲述自己找党那段历尽惊险、艰难困苦的经历,大家深受教育。随后他组织我们搞“光荣一页”活动,让大家各讲一段个人有意义的经历,以激励自身,启发他人。这件事使大家深受教育,经久不忘。当时的我不知天高地厚,确实干过几件出格的事,被人称为“牛何”(牛就是牛脾气,广州话曰“牛精”)。在他言传身教之下,也有所改变。“文革”时,他在大连市委工作,被毒打致死,令人悲愤。

我参加报务工作后,主要是抄新闻。1944年7月,中央批准成立新华社东江分社,新闻台从总台独立出来,改称新闻文件台。除抄收延安总社通播电讯外,还抄收通播的密码文件,并同总社电台联络,向总社发出密码的新闻和战报。我在此工作到1946年1月。

最初,总社发射机功率不大,我们的收报机性能又不好,收报时,右手执笔,左手扶着度盘,从纷杂的讯号中把握到总社讯号。因为人体感应影响大,身体或双脚稍一动弹,讯号就消失,就得再找回来,加上有各种干扰,造成漏抄或抄错,译电时面对残缺不全的电文,真不是滋味。后来总社发报机功率大了就好些,下半夜时情况就好些,讯号强,加上发报同志漂亮的手法,听来就如乐曲般美妙。熟记明码的人,还可以不抄数码而直接写出汉字。(但不能持久)同总社联络时,总是通播一结束,马上呼叫我们,我们有重要错漏,即可重发补正。我深知,我们发报机功率不大于15瓦,收听我们的发报是很困难的,能保持联络顺畅,是总社同志的功劳。在西电工作时,李光绳同志告诉我:总社当时派最好的报务员,并多次改变电台位置求得最好效果,来照顾南方这个“小弟弟”。

电台同志大多数是10多岁或20岁的青年,政治素质好,自觉性高,肯学习,能吃苦,在艰苦物质生活和频繁的移动中,能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一心把工作做好。耳机一戴,一切置于脑后,把生理上,技术上的全部能量集中到一点:捕捉住每一个电码。下班后,就参加译电。(这时早已没有专职译电员了)每日电讯译完送出之前,大家围坐在一起,作为首批学习者,把重要消息、文章念一遍。工作之余,除了学习,主要娱乐就是唱歌,间或与警卫部队一同围坐户外开文娱晚会。高兴了,大家凑份子吃一次红薯糖水,或吃一次狗肉解解馋,挺快乐的。

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电台也有很大发展,陆续派出了各支队电台和省内其他地区部队电台。1945年初,领导机关移到东江北岸,在粤东名山罗浮山南麓几个寺观内一字排开四个电台:联络一台(对上级和友邻),联络二台(对下属),军情台和新闻文件台。正是苏联红军大举反攻德军直捣柏林之际,几乎每天都收到红军解放了什么城市,莫斯科鸣礼炮若干响以示庆祝的振奋人心的消息。4月,中共七大开幕,开始抄收大会报道和文件。特别是抄收毛主席的报告《论联合政府》时,就集中全力抄收,并增加一部收报机,两部机同时抄收不同波长的通播(总社通播是同时使用数个波长播出的)。当部队要转移时,就用两部机接力抄收,保证了全文完整无缺地接收下来,为此得到广东区党委的嘉奖。我至今还保存有当年由前进报社出版的《论联合政府》油印本。

8月10日晚间,我刚上床休息,当班报务员叫我:“何同志,好像说日本投降了。”我到报房一看,电码确实显示:“在苏联红军参加远东战争两天之后,日寇已要求投降了。”我们把这份电稿立即让交通员送往领导机关。其后24小时内,总台不断地发出消息,连续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出七号命令,其中第五号命令要求包括粤汉、广九、潮汕铁路在内的各地铁路沿线抗日武装向敌进攻,迫使其投降。到14日日本才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0日夜间“日本投降了”第一个喊声响起,全台同志就紧张兴奋地投入工作中。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但同时又担心: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加紧对付我们,后面的日子会更艰苦。果然,国民党的美械装备部队汹涌而来,向敌后军民“收复失地”了。经过艰苦的自卫战斗和党中央同国民党谈判,东江纵队和广东其他地区几个部队的少数干部2500余人,结束了将近八年的艰苦战斗,在曾生司令员率领下,于1946年6月底,由海路北撤山东烟台。

解放战争期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两广纵队,参加了济南、淮海等战役。留下来的力量,在东江地区迅速成长壮大,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是原东江纵队政委林平)。它的活动地区和兵力比东纵还大。1948年秋,和南下的两广纵队组成广东战役南路军,配合南下的野战大军,解放了广州和广东全境,圆了“打回老家去”的心愿。

因为工作需要,1946年1月我和新闻文件台部分同志被调到香港新华南通讯社(本该叫新华社华南分社,因英国人不同意而用此名。)电台工作。几个月后,又受命飘洋过海在异国他乡大城市中工作。但这回不再是新闻台,而是同延安党中央和香港分局电台联络。两年之后,经我们培训的两个本地接班人已经能独立工作了,就又回到曾经战斗过的东江,在粤赣湘边纵电台工作。然后进入广州,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华南军区电台工作,后来又调到军委工程学校工作,结束了十年的电台工作经历。

 

责任编辑:董建中 李文朴

上一条:不能忘却的人们
下一条:纪念历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闭窗口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离退休工作处版权所有  技术支持:西安聚力